冠竞体育自1993年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起，能源安全就成为持久议题。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就从一个欧佩克之外最大石油出口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2015年）。这一角色转换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镜像，也引发我们深入思考：较高的对外依存度是否会带来能源供给的不安全？能源安全该如何评价？我国如何改善能源安全状况？

　　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建立一个供给保障、经济效率、低碳排放并重的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在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安全机制时，需要对以下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煤炭和燃煤电力的角色问题。经过2021年的“有序用电”之后，现在基本明确了煤炭和燃煤电力的“压舱石”作用。但是，保留多大比例或者多少装机总量，才能起到“压舱石”作用？这一装机总量每年需要发电多少小时？对应着多少的动力煤供给保障，其中多少由国内供给，多少来自进口？国内逐渐抬高的煤炭成本和煤炭价格能否支撑未来的燃煤电力对动力煤的需求？目前我国每年约进口3亿吨煤炭，如果这一需求上升到5亿吨、6亿吨，目前的港口和物流体系是否会遇到瓶颈，能否引起国际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这些都需要在10年左右的规划期内给出答案，也就是需要回答2035年的长期规划问题。

　　石油的峰值与石油在交通能源中的替代问题。尽管最近几年欧洲和中国都有燃油车退出的言论，但在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和规划。习还对石油部门提出了保障国内自产2亿吨的要求。从原油进口来看，2023年我国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增长11%，超过2020年的1081万桶/日的历史最高水平。

　　在化石能源电力为主体的情况下，提高电气化水平将导致整体能量效率下降的问题。火电是二次能源，在火电为主体的情况下，提高终端能源消费的电气化水平会导致总体能量效率的下降。只有大幅度提高非化石能源电力的比例，提高电气化水平才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在这一前提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化石能源直接利用比通过发电过程的间接利用更有能量效率。

　　天然气在能源中的角色问题。21世纪以来，天然气逐渐开始在能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天然气价格明显高于煤炭，它的利用受到限制冠竞体育。在建立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对火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时，燃煤机组仍是灵活性改造的主力。这主要是因为天然气电力的燃料成本高于燃煤电力。然而，如果我们看发达经济体，天然气电力都是火电的主力，比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那么，中国的天然气电力能否发挥更大作用？将其作为主力电源装机，还是作为灵活性调节电源装机？其核心在于价格机制。按照目前的价格比较，天然气无法作为主力电源。但是作为灵活性调节电力，待机时享受容量电价冠竞体育，发电时享受高峰上网电价，无论是管道气还是进口LNG，天然气电力就有可能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当然，这一决策需要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供求趋势做出长期判断。

　　风光电力这种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超过一定比例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是否还有保障？这就是普遍关注的韧性问题。建设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最终演变成如何维持这一系统的供给稳定性和面对冲击时的韧性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看风、光波动性电力的比例有多高。因此，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能力将是：灵活性调整（顶峰和调频等）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备用容量和响应速度；预测和数字化管理能力，对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变化做到精准预测，并做出灵活调整。未来新能源在能源安全中的作用将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即新建装机与核心能力的交替上升，新建装机引导核心能力的提升，核心能力建设容许更多的新建装机。

　　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一直困扰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经常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可能的供给中断风险。对于我国这样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油气进口国，这一风险尤其值得关注。石油超七成、天然气超四成的对外依存度，有没有给中国带来不安全？这是能源安全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回答这一问题，要基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我国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品生产都在中国，包括石油在内的大量资源性商品进口是与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相称的正常现象。因此，石油相关的能源安全问题，最终要落在能源成本上，要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可以享受最优的全球资源配置。落实在具体的国际能源合作上，我国需要供给最稳定、价格最有优势的商业伙伴冠竞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