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体育官方网站2021年9月21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年。这两年，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快速演进，尤其是2023年以来，随着全球疫情的缓解，中国的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开始兴起。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区局势的动荡加剧，能源安全与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同时凸显。
7月19日，由国际环境机构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场专题论坛展开了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如何把国家领导人“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承诺转化成行动的关键，则是中国企业可以加大在海外的可再生能源投资。7月21日，绿色和平在回应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时表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趋势不可逆，作为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有责任推动和促进这一进程。
绿色和平东亚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雨潇在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式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表明了中国在海外市场逐步淘汰煤电的决心。但是，目前全球仍有一批煤炭项目在筹备或建设当中。
李雨潇说：“能源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优先级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投入巨额资金，加快使用可再生能源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进程；另一方面，又由于担心能源安全而推迟能源转型计划，甚至转而使用煤电。”
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旭表示，“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但俄乌冲突之后，一方面大家意识到转型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发现转型的前提条件是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能源供需体系，而俄乌冲突打破了这样的体系。”
“我们发现两条道路在并行，一方面在强化化石能源的供应稳定；另一方面，大家希望把可再生能源或者零碳的能源，不再仅仅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维度去发展杏彩体育app下载，要从可持续的维度来看，这是解决化石燃料供应不稳定问题的最佳方案。”刘旭说道。
绿色和平认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趋势不可逆，作为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有责任推动和促进这一进程。
“绿色和平希望通过向相关政策制定者、产业从业者、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方提供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来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李雨潇说道。
刘旭认为，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最主要的区别是驱动力。前者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我们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可以给被投资国家和地区创造财富；后者的驱动力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就是更加注重项目对投资地的价值，考虑其如何更好地为所在的国家和老百姓服务。这就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融入，如何长效发展。
早在2021年11月，绿色和平就发布“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下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风险与机遇”的报告。报告发现，南亚、东南亚国家由于技术设备不完善、政策不完备、电力系统存在较大问题等，通常存在装机冗余和电力缺口共存的现象。而伴随政策转向，以及疫后全球转型共识等多重因素，中方投资者开展海外煤电项目的风险将会持续增加。
绿色和平指出，由于东道国能源政策不完备、全球疫情等原因，化石能源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与日俱增，中企走出去必须加强对于海外煤电投资的风险进行把控与规避。这不仅需要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努力，同样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和把关。
在推动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2021年12月绿色和平发布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协同效益研究”和“中国可再生能源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两份报告”。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到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潜力和投资前景广阔。
此外，报告选取中国参与风电光伏投资项目的三个典型国家，巴基斯坦、波兰和南非进行了国别分析。发现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电光伏投资预计将为东道国带来15万-31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公共部门用于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发展的资金在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及产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是其自身财政难以满足的，得益于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发展的支持，许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东道国得以开展。同时，为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及资金更加顺利地投出去奠定了基础。
“全球低碳转型已进入了关键时期，气候风险推动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结构性变化，清洁能源转型的国际支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列为高度优先事项。”李雨潇表示。
绿色和平东亚项目副总监张凯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EPC+F（工程总包+多元化金融支持）、股权投资是中国海外电力投资的两种主要的商业模式。第一种商业模式风险低，不用长期持有，不会有长期的风险，适合在一些地缘政治、地缘冲突相对风险高一点的地方用杏彩体育app下载。而股权投资模式需要长期持有当地的项目，这样可以享有项目长期的收益，对于投资的东道国债务压力也是比较低的，但是与EPC+F的模式相比，它的弊端是需要企业长期承担这种风险。
张凯介绍，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一个节点，之前中国海外电力的投资几乎全部是EPC+F模式，之后中国企业加大了在这个领域股权投资的比例。直到2019年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在海外投资股权的电力项目超越了EPC+F项目的数量。2021年，中国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到了2023年，得益于各国在可再生能源上的雄心以及疫情封控的结束，中国企业正面临走出去的新机遇杏彩体育app下载。
张凯认为，2023年之后，中国企业以EPC+F模式做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因为不存在太多学习成本，所以会有快速的增长。在股权投资方面，会有一定学习成本，应该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去摸索，但总体上比较乐观。
某央企海外项目负责人表示，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的成功落地，看项目的资源禀赋、东道国的电价制度、东道国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对电力的渴求度，以及开发商自身的能力等因素。
刘旭表示，可再生能源发展在一国的投资受制于环境、政策、政局等多重因素，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投资可再生能源要考虑的不是最新的技术，而是最适合这个国家的技术。对于国家而言，海外投资可再生能源不仅仅要参与到某个具体项目中，还要参与整个战略的设计和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英利集团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白雪天表示，中国在光伏全产业链上，全球的产能占比达到80%左右，风电的全球占比在40%以上。在技术方面，从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经积累打破了40多次的纪录；在市场应用方面，中国连续10年是全球新增光伏第一了。
“我们有这么多的产能，这么好的技术，这么多的应用，我们的应用场景不断地扩充，不断向功能性去转变。所以，在整个硬件设施上我国具备很强的竞争实力。”白雪天表示。
张凯认为，尽管中国企业在海外投的股权风光总体体量不大，但是集中度其实很高，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亚；央企、国企海外投资从煤电向可再生能源转移的过程中，需要金融的支持。
有演讲嘉宾表示，虽然中国风电设备占比很高，但并不是没有短板，比如高端装备、国际认证等，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刘旭认为，西方的商业规则很完善，但在一些新兴产业上，在西方，甚至欧盟，规则制定是比较落后的。这是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机会。因此，这就需要中国企业抓住机遇，补足短板，不断创新，推动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发展。
